据悉，发掘工作主要覆盖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由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化服务等单位联合，近200位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
2020-2022年，祭祀区共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万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都和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1号坑、2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
对近200个样品的碳14测定显示，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其中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都是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3000年，5号坑、6号坑年代稍晚。
支持，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
发掘工作证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
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
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神树、顶尊跪坐人像、大量龙形象器物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对天地自然认识方面，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
此次新发现的6座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万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包括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
其中，4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竹亚科占90%以上，当时燃烧温度为400摄氏度左右。
X射线探伤、CT扫描等检测技术发现，3号坑出土的小铜人像采用芯骨铸造工艺，玉管钻孔方式分为对钻、单面钻两类，孔道加工分为经过打磨、未经打磨两类。
显微观察发现，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有纺织品赋存。
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