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稀缺，正成为时代的特征之一，文娱领域就表现得颇为明显。遥想曾经的流量时代，粉丝高度共情自家爱豆/偶像所受的“苦”，什么爱豆连轴转拍戏、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什么爱豆那么辛苦、经纪公司却给他安排了经济舱，什么爱豆拍戏时手指受伤了、强忍着疼痛继续拍戏……这一切都能让粉丝心疼不已。
但后来的明星税务风波，“日薪208万”刺痛了网友，尤其是在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当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难时，高收入的明星不免成为敌对情绪的宣泄口。“208万”的标签变得难以撕下，很多人不再信任爱豆的“卖惨叙事”。前段时间，有位选秀出道的爱豆上节目自曝已经九个月无收入，上了热搜头条，但很快，网友就把“真的建议明星别卖穷了”刷上热搜头条。而这一次，周迅、那英作为领笑员不合格的表现，不过是加剧了这样的印象：“208万”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了，明星共情不了普通人，还指望普通人去共情他们？
#真的建议明星别卖穷了#阅读量突破9亿
明星与大众之间，率先表现出共情的断裂。但实际上，社会生活中共情稀缺、共情断裂的现象，比比皆是。一群人仿佛永远无法理解另外一群人的处境，对于他人的难处、不堪、痛苦，有些人不是报以理解、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而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甚至持“受害者有罪论”。比如有人在公共场合遭到异性骚扰，网友首先问你是不是穿得太清凉了；有人在网上表达遭遇某种不平之事，网友要求他给出全部的证据，否则就是故意“带节奏”；有人滞留异地，网友却质疑：为什么都这样了你还要旅游……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人们借由共情的力量，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例。比如唐山烧烤事件后，全民的共情让案件引发广泛关注，加快推进了此案合理合法解决；也得益于很多共情的存在，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民间互助项目得到支持并得以运转……
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能共情，有时不能？我们发现的是：共情更多地在同性别、同身份、同阶层的人之间发生，比如明星同情明星、girls help girls；或者当有一方陷入传统的极端的困境(比如罹患绝症)，我们更能跨越差异去感同身受。但总的来说，不同性别、身份、阶层的人之间，共情更难实现，尤其是在一个“分化”时代，我们日常陷入巴别塔困境，鸡同鸭讲、相互对立，比如明星远离大众、大众看不惯“208万”，比如女性议题轻易引起男女之间的撕裂。
这一切值得我们对共情有更多的思考：分化的时代、分化的社会，如何加剧共情的稀缺？共情为何重要，如何可能？
识别并复制他人的情绪
同情(sympathy)是很多人的一种本能，当我们看到好人被伤害、弱小被蹂躏，内心就会有所触动。但共情(empathy)不止于同情，共情是同情的更进一步。同情有可能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或者隔岸观火——他知道你很“可怜”，也动过恻隐之心，甚至也掉下眼泪，但就局限于此。共情不仅仅是说，我们因为他人所经历的不幸、所感受到痛苦而心有涟漪，更在于，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感受这一切，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共情需要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不仅仅是识别他人的情绪，还在于“复制”他人的情绪。
泛心理学品牌KnowYourself还厘清了二者一个差别：“与惋惜、怜悯或者同情不同，共情更多地使人从‘获得关心的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以‘给予关心的人’为中心”“共情的出发点是为他人的利益，而不是为自身的利益——共情是为了理解、体谅和缓和他人的苦难，而并非是出于自我保护”。换言之，同情、惋惜等情绪有时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我感动，我们从满足自我情绪的立场出发去同情他人；共情则从对方的立场出发，真切去感受他的经历与情绪，“你理解我的处境，从而不会随意地评价、贬低、羞辱我”，并让他人觉察到“被懂得、被爱着”。
当共情这个词汇流行之后，它一直被视为一种宝贵的品质，甚至被看作为人处世做事成功的秘诀，由此，共情成为专业学术研究以及各类心灵鸡汤读物(比如商业秘籍、人际交际法则或情绪管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中文图书里有关共情的书籍(包括本土原创以及译本)纷纷冒了出来。论者谈及了共情各种显而易见的好处：比如对读者情绪有共情，文章更容易成爆款；对员工情绪有共情，企业更容易做大做强；对孩子有共情，孩子会建立起更强大的安全感；对爱人有共情，婚姻幸福感会更高，云云。
这些虽是部分事实，却不是本文所要论及的共情。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一个不断分化的时代、不断分化的社会里，共情如何在不同群体(而不仅仅是同类之间)、如何在遥远的人(而不仅仅是亲近的人)身上成为一种可能。就譬如一个中产男性如何对一个底层女性共情，一个拿着天价年薪的上流社会人士如何对一个外卖小哥共情，一个身处和平国度的民众如何对发生在异域的一场灾难中的受害者共情。这样的共情，无法产生那种对亲近的人共情所具备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是必要的，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时代变迁中的共情能力
人们共情的分配，常常有着亲疏远近之分。我们的同类、同行，与我们亲近的人，或者事件发生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更容易识别他人的情绪、复制他们的情绪，更容易感同身受。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但对于远方的人或事，哪怕是那些总能对身边人共情的人，反应也大相径庭：有的能深深共鸣，有的则心如止水。这恰恰说明了：共情是一种“能力”，人们或多或少都具备这种能力，只不过大多数人的共情能力也许非常有限。
是什么影响着人们的共情能力？
心理学者已经有过比较成熟的研究。国内知名心理咨询师严艺家指出，“共情形成机制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先天因素；第二，养育环境，它能让我们学会共情，或彻底破坏我们的共情能力；第三，社会文化，假设一个文化环境认为男性不应过多共情，而女性应该给予大量共情，那么个体也会受影响”。只不过，不同的学者对这三者重要性的排序是不一样，尤其是养育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次序。
就比如严艺家就偏向于认为，养育环境排序第一位。一个孩子从小在缺爱、情感无法得到回馈的环境中成长，那么孩子就会形成“情感不重要”的内在认知，从而很难与他人共情。与之相对地，当孩子的父母情绪不稳定，孩子一直在惊恐、焦虑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渐渐就形成小心翼翼的性格，对他人情绪的敏感是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这时，孩子对于他人的情绪虽然显得敏感，但这样的共情就变成一种“讨好”。
养育环境是很关键。不过，如果从历时性的视角审视不同时代人们共情能力的差异，就会发现社会文化对人们共情能力的影响更大；不同时代人们共情能力，与时代的发展状态息息相关。
在农业社会，与其说人们具备更强的共情能力，毋宁说，当时的社会形态无须调动太多的共情就能运行。因为农业社会相对封闭，人员流动非常有限，人们在一个群落里生活，“种植同样的作物，养殖同样的家畜，吃一样的食物，用一样的东西，过一样的节日”，彼此的相似度很高，个体不会呈现出太大的差异，你遭遇的情况我也会遭遇，“当身处困境或需要帮助的时候，人情网络即显现出它庞大的活力与支撑力”……人们依循一套古老的、稳固的、自洽的价值理念生活，很多反应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个性化、差异化很难出现，也谈不上对它们有共情。一旦人们跨出熟悉的区域，当他们为了争夺生存地盘，发现另外一个族群与他们的种族、信仰或价值观不同，杀戮有可能发生。蒙昧的人类很难理解熟悉的圈子以外的世界与人类，在恐惧的主导下他们选择先下手为强。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流动增加，物质生活水平提升，观念的水位不断提升。人们对“同类”的理解扩大了，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所能够共情的范围，从一个部落、一个族群到同一个国家、同一种肤色、同一个信仰。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充满血泪，殖民主义的野蛮扩张，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破坏，就是惨痛的教训。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融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全人类带来了广泛的福祉。亲社会互惠(prosocial reciprocity)，对不同文化者的共情、对受害者的共情、对弱势群体的共情，以及利他主义(altruism)，成为“文明”很关键的组成部分。虽然“政治正确”偶尔遭到群嘲，却不得不说，“政治正确”是人类共情能力不断发展的一个标志——人们试着去识别不同族群的人的情绪、试着去复制他们的情绪，哪怕这种识别与复制是出于外界压力，但它终究规训了个人的言行举止。
然而，这种跨越分歧的共情终究是脆弱的。比如亨廷顿鼓吹的“文明的冲突”一直就很有市场。亨廷顿将文明看作是塑造社会和心理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文明将决定未来冲突爆发的地缘政治结构，包括：根深蒂固的宗教差别；不断增加的文明间互动产生自相矛盾的但不断增长的差别；非西方社会中社会精英的非西方化和本土化；文化特征的相对不可改变性，等等。“分化”，成为时代愈发显眼的特征。世界的分化、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化、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分化，在霸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等浪潮下愈演愈烈。
从娱乐明星无法共情普通人，谈到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这个跨度并不是为了将共情全然泛化，而是在一个冲突与分歧逐渐增多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情愈发稀薄，我们也在熟悉与适应各种冲突与脱钩，共情只能越谈越小，最后就变成了仅仅是心灵鸡汤读物中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的一种品质。然而，往大里说，共情一直是一种美德、一种求同存异的智慧、一种双赢。它与房龙的“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 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分享着某些相似之处。
具体在一个社会内部，社交媒体的发达加剧分化的发生。互联网看似互联互通，实际上，互联网上的“人以群分”放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孤岛效应”。人们更喜欢跟身份地位相似、价值观相似、兴趣爱好相似的人玩在一块，每一类人待在各自的孤岛上，待在舒适的同温层里，他们不太了解另一个孤岛的生活实况，更谈不上去尊重、去了解、去共情。所以互联网上的争吵总是那么多，因为人群过于碎片化了，我们似乎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实际上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缺乏共情也就缺乏对话的基础、缺乏宽容友善的氛围、缺乏共识的追求。
总之，共情的匮乏是时代发展的后遗症之一，同时也是很多时代问题的病灶。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共情就是解决一切矛盾冲突的钥匙，尤其是在那种庞大的文明差异面前，以为有了共情就迎刃而解也是一种可怕的幼稚病。很多冲突与分化背后有着相当久远相当复杂的原因，要化解它们的难度也许并不亚于愚公移山，也不是本文有能力讨论的话题。
我们只能说，缺乏共情一定是分化与冲突的原因之一，缺乏共情也是分化与冲突的结果之一。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强调，共情与时代变迁的关联，以及共情之于当下这个时代是多么重要。
共情何以成为可能
试图用共情去解决文明冲突和国际纠纷，其背后隐藏的逻辑链条实在太长了，也太难驾驭了。但我们的确可以用共情去对待身边的人，去解决日常生活中很多与我们紧密相关的事情。如果对身边的人与事都无法共情，更不必去谈论对不同的文明、对远方的哭声共情了。
看到他人的难处、识别他人的情绪，是一切共情的基础。前提是得看见，才能识别。只是，在信息爆炸、信息的呈现经过多重过滤和筛选、“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后真相时代，要清晰“看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要有足够的媒介素养，才能看到更为真实的世界、更加全面的信息；我们要走出信息茧房、游出信息同温层，去接受那些与我们的价值观、认知水平相悖的信息；我们得去识别何为真何为假，几分真几分假；我们还得摆脱“后真相”的陷阱，重建对真相的信仰，而非立场、情绪优先。实现这一切需要挺高的门槛，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公共讨论里多谈论共情的话题，逐渐提高人们对“共情”这个词的敏感度、对共情内涵的敏感度，并慢慢有践行它的意识。
从识别他人的情绪，到复制他人的情绪，又是一道漫长鸿沟，太多的外在因素阻碍着人们同情、怜悯、愤慨等情绪的发生。比如，很多人只看得到棋局，却看不到个人。
我们经常引述约翰·多恩那个著名的布道词，“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变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在很多情境下，这段话一点都没有过时。我们需要识别、复制他人的情绪，是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环境，我们看似不同，实际在棋局里，没有哪颗棋子特别金贵，每颗棋子都有可能成为棋手舍出的代价。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掌握更多资源，所以“自我机会高估”。
但就像知名作家韩少功所说：“所有输家的‘候补赢家’心态，最终支持了赢家的通吃；所有输家那里‘别人遭殃’的预期，使自己最终被别人快意地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机会高估意味着人们自寻绝路，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其实源于我们自己。”可见，共情不应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良好品质，它应该成为一种我们都该习得的能力——能救他人也能自救，保护他人终究也是在保护自己。
当很多人还无共情能力时，已经有学者在呼吁“摆脱共情”，他们发现了共情可能带来的一些危害。世界知名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在《摆脱共情》(Against Empathy)列举了共情的种种害处，诸如共情是带有偏见的，会让人更倾向于表现出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共情是短视的，会让人只顾眼下，做出一些现在看来好处多多，在未来却会引发灾难性后果的事情；共情会慢慢腐蚀人际关系，让人不堪重负，削弱人们保持善良和爱人的能力，等等。所以作者总结道，“共情依然是一种不好的情感。共情不是胆固醇，而是碳酸饮料，口味迷人、诱惑多多，却对人有害”。
也许作者说对了某一小部分事实，但在一个共情能力匮乏、共情稀缺的时代里，大谈特谈共情的危害，大概就像本科线都上不了的人大谈特谈以后去北大读书要读什么专业——想多了。
不过，保罗·布鲁姆在书中沿用了对共情的两个经典分类，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或affective empathy)和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并进行了具有一定启发性的阐释。他认为，情绪共情是一种狭隘、短视的行为，它迎合人们的情绪，阻碍人们做出理性判断，甚至也会激发暴力，“人们关爱自己亲人和同族的强大力量往往会带来战争，让人残暴地对待他人”。想要做出更明智的行为和道德决策，我们需要依赖理性而非情绪共情，“在没有任何情绪传染的情况下，理解他人脑中想法的能力”，这就是认知共情。一个人如果感觉疼痛，我们不必“镜像反映出同样的情感”，而是依靠基于观察和逻辑原则的理性获得认知共情。就比如对于医生来说，情绪共情虽然有助于理解病人的疼痛，却很容易造成情绪过载，并影响医生的医疗行为；这时，认知共情同样可以让医生在学理层面了解病人的疼痛和忧虑，之后医生可以理性冷静地做出决策，尽可能去治愈病人。因此，认知共情能促使我们运用理性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让更为冷静的怜悯和善良之心帮我们做决定。
诚如前文所言，人们的共情受亲疏远近影响，假如我们有过某种经历，当我们看到其他人陷入相同的处境时，我们更容易识别并复制他们的情绪。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普遍的焦虑、担忧、恐惧等情绪，很容易被操纵利用。事实也是如此，当下有不少营销号通过挑起人们的情绪共情，获得源源不断的流量；但对于被共情对象来说，他人的情绪共情常常是止于情绪，未能真正给他们带来什么帮助，也未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这时，认知共情就凸显出它的理性力量。倒不必像保罗·布鲁姆那样，把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几乎对立，可以仅有认知共情，也可以二者共存，即，人们在情绪共情的同时，也能理性认知自己的共情，并进一步思索共情以后，怎么办？该如何将共情转化为一种有效的行动？
回到周迅、那英的争议。周迅、那英对脱口秀选手的经历缺乏共情而遭到批评，但假若她们能够对选手共情，这种共情可以做些什么？假如她们拍灯了，选手多了两盏灯，他们在台上留下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但显然，共情不止于此，否则就真如保罗·布鲁姆所说，“共情就像一盏聚光灯，让人只能看到并关怀眼前的几个人……看不到自己共情不到或者不能去共情的人”。认知共情是，我们不仅仅看到台上一个外卖小哥的经历，而是要看到这个群体的经历；我们不仅仅是投出宝贵一票将那些优秀的表演者留在舞台上，也力所能及去做些什么，让千千万万外卖小哥的处境更好一些。
这是所有共情的真正指向：识别并复制他人的情绪，然后有所行动，尽量帮助他们减轻或消除那些痛苦的感受，并避免重蹈覆辙。
